有时候很难不相信世间存在奇妙的缘分，尽管中间偶有邮件联络，但还是非常惊喜和开心能时隔六年多在湾区再遇见林浩舟老师。彼时林老师刚结束在美国的 JD（法律职业博士） 学习回到交大继续学业，和导师一起来到上科大带《法与社会》的小班课，我则是刚来到上海开始本科学习。现在林老师已经是交大的老师，两个女儿的父亲，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伯克利法学院，我也刚到湾区开始我的 PhD 学习。

当年的课堂对于刚从高中毕业，涉世未深的我而言是一种强烈的冲击。第一次从更多的视角来尝试理解美国民权运动，种族隔离，国内基层法治和三峡移民等议题并检验其背后的法治基础。时间离去地越久，更多地理解我们身处环境的复杂性，我就更理解当时课堂的教益。 或许是社会科学的训练让人敏感而准确，也或许是拥有这样特质的人更倾向于去学社会科学。我们晚饭时从发生在伯克利的罢工聊到做交叉研究中缺乏锚定的不安全感，像当年在课堂上一样，老师总能敏锐地察觉和描述群体中的暗流和个人的感受。不过我不再像当时一样总是说出口第一句话就发觉逻辑的漏洞，而是起码能多聊上几句再原形毕露。

老师曾经从计算机本科毕业以后才转去学法律，我当年问起时，他同我分享了他在美国攻读 JD 期间写的一些心得体会，很大地鼓舞了我去追寻自己的热情。在去伯克利拜访他前我又翻出来看，发现自己这一年多海外漂泊里和他当年的心路历程如出一辙，是同样地在在重新理解和构建所学习和研究的体系，经受对自我与文化认同的冲击。老师深知回头看过去写的东西会让人红着脸躲避的道理，于是也坚持读了一段我当年的作业借夸奖我成长的名义以让我脸红心跳 :sweat_smile:

老师曾经用 transformative（改造性的） 来形容他 JD 期间的训练，从后见之明来看我想这也可以用来形容我本科的头几年。来斯坦福的几个月里，我总是惊异于这里是个如此多元和充满可能性的环境。即使 PhD 学习无法容许过分的自由，我总还是想尽可能多地对不同的可能性说 yes。即使这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自己心中对于不够专注的批评与焦虑，但我似乎没办法不对自己的热情坦诚。